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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權政體+大數據+物聯網=無敵天下?

Written by 沈旭暉

我們早前談及科技公司對中國、世界的影響時,介紹了「芝麻信用」一類「個人大數據」。坊間對這個為每人「評分」的信用系統議論紛紛,並以科幻諷刺劇集《黑鏡》(Black Mirror),或《1984》名句「Big brother is watching you」預警,擔心監控已透過科技,融入日常生活。事實上,這是無須擔心的,因為那已經是事實,而且大數據、物聯網等的出現,影響早已遠超單純的監視,更可以將威權政體的威力,發揮得淋漓盡致。一切,才剛剛開始。

「前大數據年代」的極權主義漏洞

今天中國、俄羅斯等政體,並非教條式的「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更多是賦予了人民不少空間的「威權主義」(Authoritarianism),即我們曾介紹的「獨裁者2.0」模型;剩下的極權主義政體,全球恐怕只剩下北韓。在教科書,極權主義主要形容二戰前的納粹德國、法西斯意大利等,指政權的權力無限制,並追求絕對控制公眾與私人生活。著名政治哲學家鄂蘭(Hannah Arendt)亦將1929年後的蘇聯,形容為極權主義國家。

極權主義的作風如何?以蘇聯為例,史達林死後,赫魯曉夫上台,推行「去史達林化」運動,普遍被認為是較開明的領袖。然而赫魯曉夫政權對黨內反對者、政治異見者的打壓,雖然沒有史太林時期般明顯,但對人民的監控,卻伸延至日常生活方方面面。立陶宛學者巴洛奇(Rasa Baločkaitė)提到,莫斯科在「後史達林時代」開始,將注意力由政治打壓,轉移到社會及經濟控制,成立了一系列有別於傳統黨政機關的非正式組織,以一個更廣闊的網絡去監控人民。整個管治手段,比以往來得去政治化、去中心化:一方面,人民對政權的討論固然少之又少,也沒有多少把柄可被掌握;另一方面,通過這些網絡,令人民在政治生活以外的個人行為、習慣,也逐漸掌握在黨的資料庫當中。冷戰結束後,前蘇聯陣營各國的秘密警察檔案陸續解密,可見這種監控的精細,已是相當科學化的工序。東德秘密檔案的公開,以及電影《竊聽者》的情節,尤其令世人震撼。

理論歸理論,這種去政治化、去中心化的監控,雖然已看出與科技結合的雛形,但畢竟受當時條件所限,要紀錄國民生活細節的行政成本,始終較高,而且充滿漏洞。當時至少需要人力物力去搜集、紀錄對象的生活日常,再一層一層向上級彙報,即使有基本竊聽、監視設備,也未能做到對全體公民無孔不入。加上人民非常清楚政治環境,定會理性作出口不對心的表述,假如單單依靠公開表態,往往令監控結果的準確度下降。可見舊式極權雖然設法掌控生活每一個細節,但未竟全功,否則冷戰也不會這樣結束,那些政權更不可能不戰而敗。

然而,這些不足之處,在大數據年代,統統已不成問題。

大數據、物聯網年代的「新威權主義」

「芝麻信用」這類信用評級機制,並非橫空出世,翻閱文件,一切有跡可尋,例如國務院2014年發出的《社會信用體系建設規劃綱要(2014-2020年)》。當年政府仍未將社會信用系統與互聯網結合,但已為推動這些政策,建立了理論基礎。綱要指出,「信用是市場經濟的基石」,為推動經濟改革,必須建立信用系統,達致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2014年前,中國的信用市場以央行作主導,但此後流動付款普及至日常生活,信用系統進入了市場化階段。2015年,人民銀行印發《關於做好個人徵信業務準備工作的通知》,要求包括「芝麻信用」、「騰訊徵信」在內的八家企業,為徵信業務做好準備。自此,近日這些經常被提起的信用系統,便擴展到人民生活的不同層面。這現象自然也不是中國獨有,世界各國發展大同小異,不過以中國人口基數最高,特徵也最明顯而已。

至於如何計算每個人的信用,這些科技公司都以大數據、雲計算這些詞彙說明計算方法,但具體公式一直未有公佈。不過,他們倒是說明了哪些事情影響評分,例如「芝麻信用」其中一項基準是用戶是否準時提交電費、水費,是否準時還清貸款;「騰訊徵信」的用戶分數,則基於消費、財富、安全與守約的大數據,其中「安全」是指用戶有否實名登記、數碼認證等。推廣時,這些公司都提供不少誘因,例如租用「共享單車」、訂酒店不需按金、低利息分期購物等,令一般人都樂於數據被收集;而兜兜轉轉,用戶是否適當鎖上「共享單車」一類行為,又會成為評分大數據的一環。

大數據、雲計算收集的資料,涉及的範疇比以往更廣、更準,所需人手亦因少了抄寫、彙報的過程而減少,用戶的一切行為、消費習慣、個性隱私卻都一覽無遺,而且超越了公開表態的漏洞,能進入每人心底裏最真實的一面。這些數據如何被分析、使用、推算,除了是近年商家、政界的研究範疇,自然也是威權政府希望掌握的資訊。在商業層面,最簡單的例子自然是根據搜查關鍵字、瀏覽過的網站推銷產品,更進一步是基於所收集的數據,以「助推」(nudge)用戶的行為,如消費決定等;在政治層面,投票取向同樣能這樣「助推」。來自丹麥技術大學的學者利曼(Sune Lehmann)與斯派斯基(Arek Stopczynski),曾研究能否透過收集學生數據,分析並助推他們的行為,達致更好成績,甚至精神健康。推而廣之,助推自然亦可應用於社會、政治,從而使國民作出符合當權者的良好行為。收集大數據的目的已不止於監視,而是控制,也就是更貼近威權主義的終結理念。

不少人以為,假如減少使用互聯網、智能電話,就可避免被過度收集資料。不過,這已經是偽命題了,因為科技公司正大力推廣「物聯網」 (IoT),也就是將物理世界數碼化。這世界相信很快就完全成熟,屆時即使關上電話不用,你曾到過的地方、習慣偏好、健康狀況等,亦會因你日常使用的智慧家具,如電燈、電視機、冷氣,24小時全天候被收集。

面對這情景,不少學者均討論過人民處於民主與威權國家的分別。但其實真的有分別嗎?在較民主的國家,當然都有定立法例,規範可收集的數據範圍、使用方法等,表面上有較透明的制度,讓市民了解數據去向。不過,即使以上機制健全,政府與私人公司信守承諾,我們也不能排除黑客、恐怖分子取得數據,而這些新聞在近年屢見不鮮,屆時已超出如何規管數據、透明度與道德的問題,結果我們日常的一舉一動,也是在一些機制掌控之中。何況從斯諾登的案例可見,即使是民主國家如美國,以「國家安全」名義,同樣可以進入一切大數據庫,對所有人的檔案一覽無遺;而特朗普團隊如何利用大數據「助推」潛在支持者出來投票,乃至怎樣利用人工智能在討論區造勢,更已成為學術研究課題。這一切在威權國家,更是理所當然。假如希特拉、斯大林活在今天,領導各自的國家,還有倒台的一天嗎?

小詞典﹕物聯網

1999年,由麻省理工學院學者AUTO-ID中心主任艾斯頓(Kevin Ashton)提出的概念,指將不同物件連結成互通訊息的網絡。早於1982年,美國卡內基美隆大學的學生就將汽水售賣機聯網,以收集汽水的銷售數據。在無線通訊技術成熟的今天,除了電話外,不少家庭電器,如燈泡、空氣清新機、冷氣機等已連接上網,成為物聯網的一部份。

原載於信報財經新聞 2018年1月8日

關於作者

沈旭暉

國際關係學者,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副教授,《信報》主筆(國際),喜愛音樂、電影、旅遊、文化和生活品味,遊走於世界不同角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