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學海迷津

132 |中國崛起與三十年代德國: 從「特朗普國師」班農的比喻談起

Written by 沈旭暉

美國總統特朗普訪華,與中國簽下2,500億美元訂單的同時,已經離任「首席策略師」、但依然被喻為「特朗普國師」的班農(Steve Bannon)大唱反調,在其掌舵的《布賴特巴特新聞網》形容中國是「難以估計的敵人」,而非戰略伙伴。早前班農訪問香港前夕,更將中國與1930年代的德國比較,認為崛起的中國將改變世界秩序,箇中固然有「中國威脅論」成份,但他特別提到中國幾項外交、科技計劃對世界格局的影響,卻非沒有真憑實據,的確令傳統歐美霸權難以放心。

我們先回到班農提到的1930年代德國。一次大戰結束後,協約國與戰敗的同盟國簽定《凡爾賽條約》,定明德國須為戰爭負上一切責任,並要作出天價賠款,令戰後德國經濟陷於困境,通漲上升、貨幣貶值,失業率高達三成。威瑪共和國時期,多屆選舉、多名總理上台也未能改善問題,結果國家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納粹黨)支持節節上升,雖然也有用上威逼利誘手段選舉,但民意確是客觀存在,最終希特拉在1933年被任命為總理,總統興登堡死後,成為「元首」。

納粹時期的實用主義經濟

假如暫且不談納粹對猶太人的屠殺,而單看經濟層面,希特拉在三十年代並非沒有政績,納粹經濟政策可謂既不左、也不右,但相當實用。對希特拉而言,只要能鞏固納粹黨的執政地位,強化國家軍事實力便可,經濟復興只是工具,也會做數據說服國民。研究這段時期歷史的西班牙巴塞隆納大學學者比爾(Germà Bel)指出,在這段期間,德國的銅、煤、銀行業等均被私有化,轉由親納粹商人擁有,納粹從中逐漸控制了資本家,不斷吸納他們入黨,要兩者成為「利益共同體」。與此同時,不少公共服務亦私有化,轉由納粹黨或相關組織管理,希特拉從中吸納了大量工人階級的支持。結果,由基層到資本家,無一不和納粹黨構成共生關係。然後,納粹投入大量資源於軍備、基礎建設上,經濟大幅改善,失業率逐步降低,希特拉在短短數年內,就成為「民族救星」。

美國在希特拉崛起的過程中,又扮演了甚麼角色?客觀而言,主張嚴懲德國的首先是宿敵法國,美國一直擔心適得其反,想過不少方法讓德國回到主流,只是事與願違。簽署《凡爾賽條約》後,德國很快陷入無力還債的困局,美國先後提出道威斯計劃(Dawes Plan)、楊格計劃(Young Plan)協助德國還款,但不久美國也出現大蕭條,自顧不下,急須從歐洲取回現金,楊格計劃胎死腹中。結果,美國給予德國償還債務的貸款,又掉進另一個無底洞。

如此債務、債權人與債務人的關係,持續多年的中美貿易不平衡,有沒有可比性?這一點,經常被國內民族主義者提起,視之為「大國崛起」之象徵,認為強如美國也不過是中國的「債務人」,可見中國之世界主宰地位。不過從商出身的特朗普看清了真相:早在競選時,他已指出「欠款100美元,是債務人的問題;欠款一億時,就是債權人的問題。」可見特朗普並不擔心中國的債權人身分,會成為中美關係的發球者。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的中國勢力項目亦指出,中國須確保有足夠的外匯儲備,以穩定人民幣匯率,來保障中國出口,所以美國依然握有最關鍵的戰略武器。對比1930年代,美國貸款給德國掉進無底洞,中美之間的資金流向,卻是一個循環。即使中國近年強調增加內需,但出口、特別是出口到美國,仍佔中國經濟增長的龐大比重,可見中美兩國並非單純的債權人與債務人關係,而是更像一個經貿關係緊密的共同體。

中國崛起與班農的五點警告

班農的「中國彷如納粹崛起論」,真正值得留意的是現時的中國經濟結構,與當時德國政府與企業的緊密關係,確實有一定可比性。班農提出中國成為霸權的五項工具,正是他對美國政府的警告,無論我們是否認同,都必須認知:

  • 班農首先提到中國讓製造業升級的《中國制造2025》計劃,其中的信息技術、航空航天裝備、新能源汽車、機械人等,均是未來科技、工業的重要元素,不少更是美國現時仍然領先中國的領域,卻都是中國希望和美國「合作」的領域。
  • 其次是「一帶一路」,這與傳統經濟聯盟、貿易協定不同,難以定義成功與失敗,但肯定的是在推動過程中,可增加中國的海外投資、基礎建設,當中不少可轉化為對沿線國家的實質影響力,對地緣政治有龐大影響。
  • 班農提到的第三、四點,分別是金融科技,及它對美元作為國際儲備貨的影響,令人想到正在「走出去」的支付寶,及其逐步擴張的電子商貿王國。本欄多次提及「阿里巴巴經濟體」對世界的影響,在我們大談「雙十一」前,阿里巴巴就是一個全球批發採購的平台。在這基礎上,將中國日漸成熟的科技金融服務推廣至全球,對世界經濟結構的影響,難以估計。
  • 最後一點是第五代無線通訊技術(5G),美國咨詢公司LexInnova Technologies已指出,目前10%的「5G關鍵」知識產權由華為掌握,其次是中興,中資已經是重要持份者。加上5G與物聯網發展緊密,中國在5G年代的影響力勢必提升,而且涉及國際格局的重構,例如華為已經與德國電信合作,為歐洲提供首個5G服務。

這五點提到的中資公司、產業,未必一定是國企,但亦非歐美國家熟悉的自由市場下的私人企業。他們作出的「商業決定」,必然與中國國策緊密配合,也正是班農憂慮的核心所在。

那麼班農離開白宮後,能否繼續影響(或「協助」)特朗普施政?對這問題產生懷疑的人,實在不了解特朗普和班農,都對名義上的位置毫不重視。「白宮首席策略師」這職務,雖然也曾出現過,但並非傳統幕僚官職,而特朗普諮詢的對象,又不受規條限制,反正他信任的不是傳統公務員、技術官僚,乃眾所週知。特朗普訪華前,已無公職的班農曾到訪香港、北京,與當時仍是政治局常委的王岐山會面,可見他的「國師」地位,也得到國際社會加持。班農近日接受《朝日新聞》訪問時大方承認,他離職後仍經常與特朗普通電。以「在野」身份指揮「另類右派」媒體助攻,甚至鞭策特朗普「勿忘初衷」,似乎是他賦予自己的神聖使命。既然是這樣,班農對中國崛起的警告,始終有可能被華府採納,更不能等閒視之。

小詞典﹕「中國制造2025」計劃

中國總理李克強於2015年「兩會」時,提出的製造業戰略計劃,以市場主導、政府引導的原則,分三個階段,爭取中國於2049年成為世界製造業強國之一,涉及產業包括信息技術、機械人、新能源汽車、新材料、生物醫藥等。對外方面,計劃已與德國《工業4.0》策略對接,兩國承諾在製造業、能源、航空等多方面合作,似有和美國較勁的意味。

原載於信報財經新聞 2017年11月27日

關於作者

沈旭暉

國際關係學者,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副教授,《信報》主筆(國際),喜愛音樂、電影、旅遊、文化和生活品味,遊走於世界不同角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