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政治夢工場

《寒戰II》:解讀赤裸裸的香港政治預言書

寒戰II

觀看《寒戰II》時,一直在想:到了第三集,還會怎樣發展?這系列電影不像《無間道》,情節雖然有不少犯駁之處,但明顯朝一個級別層層上升的方向推進,而且越是推進,越是開宗明義指向政治。要了解回歸後香港政治的變遷,這系列有不少神來之筆,而且有不少inside joke,相信有圈內人在溫馨提示。

一、「主流派」Vs「改革派」,無處不在

第一集原來的佈局,主要是香港警隊內部兩派的權力鬥爭,一派代表前線經驗豐富、也懂得警隊種種潛規則的「主流派」李Sir,他們有論資排輩的傳統,也有私相授受的文化,但同時精明幹練;另一派代表資歷較淺、重視現代科技、不滿警隊內部官僚作風的「改革派」劉Sir,背後有現任保安局長撐腰。一宗人為製造的罪案,就是前一派為了打擊後一派、「奪回」警務處長任命的陰謀。這樣的情節,的確在回歸後的公務員體系屢見不鮮,不少原來按資歷理應升遷的高級公務員,要麼提前退休、要麼被安置在閒職,或到了該晉升時反而仕途受挫(最新例子來自廉政公署),原因既是當事人接受不了政治掛帥、外行領導內行的「問責制」,也反映有一股希望「change」的勢力,希望壓抑香港傳統精英那些輩份、朋黨、會社文化,認為後者永遠代表既得利益,不能認真進行任何真正改革。

值得注意的是不少身邊朋友,都會捲入局中而不自知。傳統精英容易產生互相包庇的潛規則,以及抗拒改變的因循文化,並依賴有自己生命力的官僚體制掩護,在政府、大學、企業、社會團體等工作的新生代,一般都會對這些老人政治反感。要是有人振臂一呼,要年輕才俊一起「為社會做點事」,「打破老人政治」,「改變出身論」,「救救香港」,「捍衛香港核心價值」,必然引起大量共鳴,因為傳統精英代表的,確實有一堆值得整頓的結構。例如我們在大學,有一天校委會主席親自拜訪,「共商大事」,部署一場「政變」,要把那些尸位素餐的高層拉下馬,幫助新生代奪回應有位置,但需要暫時屈就降三級換崗位掩人耳目,大概毫不猶疑承諾的,大不乏人。《寒戰》的改革派警員,大概如此。

二、一切由港英開始:「主流派」的社會網絡

問題是在現實政治,對傳統精英制度和既得利益的打擊,必然伴隨另一件事而來,就是新的(次級)精英階層和新既得利益集團的出現。然後他們也會建立自己的馬房文化,找到有利自己的官僚機器和「程序公義」加以利用,於是做的一切,也是「捍衛核心價值」。結果原來要改變的,除了改變了人,整個結構還是換湯不換藥。在《寒戰II》,警隊「主流派」的後台開始曝光,包括前警務處長蔡Sir,與及打算競逐特首的現任律政司,黨羽包括一些立法會議員和商界大亨,掌握的資源包括商界脈落、黑白二道、資訊科技(也就是能進行黑客、追蹤一類行為的編制)、網絡打手,他們要扶植根據論資排輩原則理應擔任警務處長的李Sir。千方百計讓李Sir登位,並非因為這個位置的級別有多重要,而是集團日後進行的佈局涉及非法事務時,必須有自己人關照。這是警局、廉署、海關、公務員事務局等位置忽然變得高度敏感的原因。

「主流派」代表誰,其實呼之欲出,就是港英時代培養的傳統精英。他們對英國而言是可靠的,甚至被交待在回歸前的政治部有一定角色,也就是暗示和掌控政治部的英國人還有來往。律政司在英國讀法律,系出名門,能為主流精英接受,那些議員之間以英文名互相招呼(例如「Lydia」,即當年行政局首席議員鄧蓮如的洋名),前警務處長蔡Sir在機場使用英國護照,而傳統公務員(例如李Sir強調「2005年前入職那些」)明顯會傾向這一派(為甚麼是2005年也大有玄機,自行意會)。他們對新朝代打破舊日潛規則十分不滿,這裏有利益、意識形態、身份認同等諸般原因,所以不惜佈局,不惜一切爭奪特首位置。不少看似毫不關聯的社會事件,例如一些無頭兇案、神秘襲擊、人為意外,在這類框架下,就可能聯繫在一起了。

三、另起爐灶的團隊:「改革派」的社會網絡

被設局挑戰的「改革派」局長,是否就毫無還擊之力,或是否代表正義?自然不是,不過這些都在暗場交待。改革派的警務處長幾乎是空降直升,提拔他的人自然有宏觀佈局,電影交待他的後台是保安局長,他面對危機時,也是第一時間向局長求救,據律政司司長交待,局長又是有意競選特首的候選人。如此一來,一切就可以解釋:打倒改革派警務處長,其實是隔山打牛,同時在鬥競選特首的對手,但表面上,「司長」和「局長」依然在同一「有共同理念的施政團隊」。這就是毛澤東「鬥而不破」的鬥爭藝術,教人想起不久前,香港兩大問責局長忽然被免職的事,兩人背後各自代表的兩大勢力是誰,呼之欲出。

「改革派」警務處長既然缺乏自己班底,也信不過舊人,似乎出身也不屬於傳統精英(片頭一段港式英文一出,立刻被身旁精英嘲笑,那是他不是「精英自己人」的強烈線索),自然只能不斷不按章程辦事。例如濫用權力,擅自決定組成編制外的「clean team」監控名人,繞過正常程序便宜行事,拉攏原來威望不夠、經驗不夠的新生代(例如公共關係主任),乃至其他部門的新生代(例如曾合作的廉署年輕調查員),組成一隊長期處於作戰狀態的秘密團隊。保安局長能夠把心腹在警隊提拔,在其他紀律部隊,自然也應該有類似佈局,所以警務處長建立的體制外網絡,可以在必要時協助特首選戰,不能小覷。

四、真正的造王者與「境外勢力」

到了這裏,差不多就是《寒戰II》的結局了。但比上集更明顯的是上述一干人等、包括那些疑似候選人、甚至背後的造王者,其實統統還是棋子,真正的幕後大玩家,似乎會在第三集露面。他們是誰?純粹按邏輯和劇情蛛絲馬跡推論,代表傳統精英的「主流派」容易為西方社會接受,和西方文化接軌,由港英培養,靈魂人物前處長蔡Sir除了有政治部經驗,退休後還在南非、以色列等擔任顧問,明顯在外國吃得開;那位負責溝通機密訊息的外籍洋妞,更令人以為在看《鐵金剛》。 但訴諸「外國勢力論」之餘,對「主流派」更有力的支持,只能來自內地某一派系,否則海歸司長一類傳統精英不可能不知道,在回歸後的香港,沒有任何北京「上線」,任何謀劃也不可能成功。這些內地支持者對香港「改革派」把他們在回歸前已圈定的利益也一併革掉同樣不滿,一直謀求翻案。這集團能把「借屍還魂」的前警員安全潛伏,不可能沒有內地某些關係支援,這條「線」聯上去聯到誰,對我們蟻民而言毫無分別,反正就是一個極小圈子內部的殘酷遊戲。因此強調「依法治港」的「改革派」局長,和保安局長商量後,對犯罪證據確鑿的蔡Sir也不敢硬來,只能提出讓他離境、不再干政的「和約」,明顯是對對方背後人物有所忌憚。假如只有「外國勢力」,處理反而可以直接得多(不過為了能通過電檢,相信第三集難免把明的一層推給外國勢力,內地部分只能讓人曲筆想像)。

至於「改革派」的後台也不難猜度,有意打破傳統精英壟斷的人,不可能是昔日壟斷經濟的財閥,也不可能是和這些財閥合作有加的中國改革開放後第一批發跡的新貴,而必然是從前處於二線地位的次級精英。保安局長既有意競選特首(當然如有雷同實屬巧合),必然不會放棄這位置的工作需要,和內地對口單位建立聯繫,這裏可以借助的潛在網絡,可以相當驚人。這一派既以改革自居,對貪污賄賂的敏感度理應比另一派更高,但假如他們被指控涉嫌貪污,例如警務處長被指收取賄款「五千萬」(為甚麼是「五千萬」,當然又是如有雷同實屬巧合),就足以歇斯底里地反擊。《寒戰III》其實已不需要開拍,因為真正的特首選戰,快來了。

五、周潤發飾演的大狀議員,與「舊香港人」的無奈

說到這裡,我們就能明白《寒戰II》忽然加入的大律師議員「簡大狀」,動用到神級影帝周潤發客串飾演,角色設定充滿表面的矛盾(就像香港「一國兩制」充滿矛盾),就不是無緣無故的跑龍套,而是有深刻寓意的。周潤發代表的,就是那些重視香港核心價值、但對回歸後兩派作風同樣不滿的舊香港人,特別是舊香港最後的精英貴族。簡大狀是律政司司長的師兄,曾暗示論資排輩自己早已當了司長,也許因此之故,社會地位和潛能,似乎比一般律師和議員更高,也可能是代表法律界的議員。他幼年貧苦,苦學成才致富(令人想到一些被稱為「香港之子」的律政官員),根據傳統精英公式晉身議會,出入高級會所,喜愛舊式相機,有一群本身已是大律師的徒弟像家臣般隨時伺候(香港有這派頭地位的大狀屈指可數),在回歸前,肯定是眾人吹捧的天之驕子。

他面對「主流派」律政司的拉攏不為所動,明確表示對這一派還在依靠昔日潛規則指點江山的反感。不過與此同時,他對「改革派」警務處長經常破壞規矩的作風同樣不滿,對重視程序公義的律師而言,那一派一旦全面掌權,又是導致樂崩禮壞、「特事特辦」的悲劇。他原來對大局模棱兩可,而且也不見得鐵面無私(例如出場時和犯罪外甥的交往就是明顯包庇),最在意的似乎是自己的派頭和面子。最終不得不介入,一來是律政司司長親自游說,他終究要服從社會資本遊戲,不願意太得失當權派;二來有「不願意當別人棋子」的自負,這更多源自對自己精英身份的驕傲,多於宏大的社會抱負。但當他捲入,加上有一定社會能量,人已在江湖,而江湖無情,就是很刻意的懂得獨善其身,大環境已不容許。

六、三大主角的家庭宿命,與香港的宿命

最終,簡大狀還是等到自己的愛徒為此慘死,才豁出去歸邊。愛徒那段莫名其妙的感情線,象徵了對舊香港的愛。這種無奈,唯有在香港切實生活的一代人,才能心領神會,乃至相視苦笑,領略到一切好像足以呼風喚雨的能量,在真正的權力面前,不過摧枯拉朽,到了最後,人生、理想、名譽、地位,不過如此。

其實就是「主流派」的李Sir,也是由始至終極度清醒的。他原來辭職退休,拒絕四大地產商按「潛規則」邀請當顧問,未嘗不是真的希望退出江湖。他被逼「落水」後勸兒子「和這幫人距離越遠越好」,明顯知道政治黑暗,已不是舊日香港精英那套遊戲,不過又是因為兒子的不能自拔,連自己也不能突破宿命。就是「改革派」的劉Sir,自身同樣不見得有太大權力慾,只是要「為香港做點事」,但當被要挾、受傷的是妻子,激起他的男性英雄主義,也同樣不得不根據劇本演出。到了最後,主流派、改革派、中間派的精英,原來一律都是棋子,雖然本身一律能明見千里、精明能幹,也知道大局如何,卻也一律因為各自的最親家人卷進漩渦,而在泥沼中較量,活像希臘神話中,那些被天神操控的民間英雄的悲劇。沙盤推演下去,這寓言的終極結局,能不教人悲哀?

沈旭暉 2016年7月

關於作者

沈旭暉

國際關係學者,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副教授、全球研究課程主任,《信報》主筆(國際),喜愛音樂、電影、旅遊、文化和生活品味,遊走於世界不同角落。